未来30年,我们这些80后该怎么活?

为什么我们混不好,小人物遭遇大时代。

有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在北京找到了一份研究所的工作。别人在充满羡慕之际,却得知他进去时的月薪居然只有1500元人民币!

1500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北京周边地区一个普通的外来民工月收入能拿到2000元以上,一对卖蛋饼的夫妇月收入能到四五千,很多大城市的职业乞丐月收入能达到6000元以上,而一个花费了数十万元在英国留学五年的高才生在国内所拿到的薪水已经严重地“民工化”,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劳力都不如。社会教育背景和学历最高端的一个知识分子,拿的却是最底层标准的工资收入。

尽管这只是一个个例,却也具备一定的代表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当年炙手可热的“海归”们已经变成了遍地都是的“海带”,昔日的风头一去不返。

今天不少的大学毕业生都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自力更生对于他们而言,还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援与救济,他们很可能要流落街头,而更多的人(包括80后农民工)拼死拼活地工作,却顶多混个半饱。

成为“房奴”或者“孩奴”,至少是进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还有不少80后要么没工作,要么低工资,连当“房奴”或“孩奴”的资格都没有,在沦为高房价“看客”的同时,还要承担中国空前的养老压力。

美国80后最好的投资是上大学,那中国80后呢?大学曾经是我们这代人梦寐以求的一方圣土。在很多80后父母的心里,自古以来,教育也一直是回报率特别高的一项投资。古代寒门出状元的故事,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刺激着他们的兴奋神经。正所谓“学而优则仕”,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家庭,学习好,考上大学,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能够有出息,当大官,能够脱离农村,也就脱离了贫困,自然也把一家人的希望带出了大山。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摆脱艰难环境的束缚,生活得更好。于是乎,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披星戴月、砸锅卖铁,往往耗尽一个家庭所有的积蓄。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却只增长了4倍。一个大学读下来,很多家庭从原来的小康退回到了一贫如洗。他们原以为,孩子们只要大学苦出来就好了,再多的投资,也都包含在以后的回报当中。但谁又曾想到,一个大学上下来,当年的天之骄子,已经变为如今的一地鸡毛。

无法否认的是,我们国家在恢复高考制度的30多年来,成功培育出的5000多万名大学生为中国有效地进行了国民素质的一次大换血。但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使得我们教育的水平大打折扣。国家每年都在大量扩招,但是我们在教育上的GDP经费投入比却在连年下降,连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比不上,更别说世界平均水平了。学校相应的师资配套设施跟不上(如一个导师带二三十个研究生),同时,政府的教育投资结构比例失衡,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本来都是各县市的风云人物,天资颖特,结果一个大学过了,怎么看都像是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过剩产品。

在中国,绝大部分大专和本科生是不想靠做学术研究谋生的,读大学是为了找到白领工作。我们掏了钱上学,但毕业后无法就业,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大学教育没能满足学生的基本愿望。例如,中国大学每年培养的工程人员为60万人,但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对工程师、会计师和医生等9种职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资格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人不足1/10。其余90%的大学生沟通能力较差,团队合作技巧不足,处事方式也过度理论化且脱离现实,学了很多年英语但英语还不够流利。

中国教育的“杯具”可见一斑。

创造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GDP教育专家马树超表示,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其中白领岗位250万个左右,而高校毕业生有630万人,将有大概380万人不能进入白领岗位。

大学生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服务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提供大量的白领岗位,而中国今天仍然是以第一、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经济原因。西德1965年到1970年大学扩招,扩招并没有带来大学生失业问题,因为同期西德的服务业在急剧增长,到1970年其服务业占GDP的55.1%。

医疗、教育、研究机构、广告业、电影、电视剧、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服装设计、建筑设计、花园设计等都属于服务业,都是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需要大力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韩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设立了创意产业办公室,出台创意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其成效集中体现在电影、电视剧的风靡亚洲。我国香港也已经成立了创意产业协调促进办公室,要把香港的电影、服装设计、建筑设计、流行歌曲等协调起来,以更好地发展。

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韩国才4000多万人,按照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智商,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应该比韩国厉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审批环节太多,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法律和社会环境。如果政府去掉这些束缚,并加强国际交流,中国文化产业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也将大大缓解。

目前文化创意中小企业和其他产业的中小企业都生存不易。学者薛涌说“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来看一个数据,从1996年年底到2008年年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总量中的比例从7.5%下降到3.8%。经营的艰难使得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将资金投向了来钱更快的房市和股市。这对80后、90后的就业显然不利,因为中小企业正是提供工作岗位的主力军。例如,截至2009年,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佣。在美国,中小企业创造了52%的GDP;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GDP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有望达到22%。

银行觉得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大,因此不大乐意拿钱出来。慧聪网总裁郭凡生提出以税定贷,就是银行根据纳税数据给予中小企业不同的评级,如果一个中小企业经营超过三年,纳税额连年增加,则应该获得一定的信贷评级,银行对其发放贷款既扶持了优秀企业,也扩大了优质客户。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有利于80后、90后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也有利于我们这两代人的创业。因此拯救中国中小企业关系着80后、90后的前途命运!

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恶劣的客观条件我们短时间内无力改变,那么只能寄希望于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了,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

美国大学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金融危机期间,大学生们争相为农民当实习生。这些学生中不乏纽约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生,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如英国文学、生物,他们下了农村就是种地、挤奶,农民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中有的人希望了解农业,为日后进商学院、法学院或政府部门积累相关经验;有的人是为了维持目前生活,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人就是喜欢贴近自然的乡村劳动与生活。他们都在积极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不可否认,在大学毕业生的身价已经一落千丈的时候,中国的80后、90后大学生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心态在高处徘徊,觉得毕业时就该进好单位拿高薪。

有人质问道:“与农民工相比,你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要经验没经验,要力气没力气,凭什么非得一毕业就拿高薪?”其实大学生有这种心态也正常。整个学业生涯下来,一个家庭十几二十年的教育成本已经投资进去了,如何收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大学毕业生的心理价位从3000元跌到2000元再跌到1000元乃至于零底薪的时候,每一次的溃败都有着一场心理上的负隅顽抗,每一次的自降身价都带着心灵上的泣血。这样的泣血,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如何的自命清高或者如世人所言难以纡尊降贵,实在是因为当他们拿着一份连养活自己都还磕磕巴巴的工资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为他们穷尽毕生心血与财力的父母。他们很愧疚,因为他们让父母输得血本无归,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父母下半生的养老问题和生活质量。

更关键的是,不少大学生其实并不歧视劳动,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的调查数据显示,为了能够尽快就业,六成大学生均表示愿意去做“高薪民工”。今天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不可谓不强,仅仅是三四年的就业挫折,已经让很多的毕业生在择业观上有了新的突破,大学生回家养猪、种植蔬菜、卖蛋饼、当村官的已经不乏其人,新时代的“知青下乡”运动正在形成一种趋势。但是他们害怕这个社会投来的种种鄙夷和嘲笑的目光。他们愿意放下身段,但世人是否又愿意抬升他们的目光呢?社会大众应该致力于消除职业歧视,给予他们健康的舆论支持。择业观的改变不仅仅在于大学生,也在于我们每个人。

80后、90后需要明白,从底层奋斗并不是什么坏事。高盛集团的招聘观念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强调要重点提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没在基层干过的领导者很可能会瞎指挥,这对企业和国家都是一种灾难。在年轻的时候,多一些磨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底层开始奋斗是磨炼我们生存能力和意志力的一大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说:“种种烦恼,皆为我炼心之助;种种危险,皆有我炼胆之助。随处皆我学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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